高校学术评价『去SCI化』评议

代写论文库:论文发表技巧时间:2018-03-14 09:53点击: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的权威说法,中国高校科研能力已经位居世界第五[1]。对此官方说法,学者们感到“无奈而悲哀”,因为“把发表论文数量作为科研能力的评价方式,造成‘学术泡沫’炫人眼目与‘学术垃圾’堆砌如山”的现况[2],由此引发人们对于高校学术评价的关注、反思与讨论。 
  按照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先生的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问题是现在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和热点。2009年1月6日15时46分,沈教授通过百度对有关关键词加以搜索,结果关于“学术评价”,找到相关网页约2110000篇(用时0.045秒);以“科研评价”为关键词搜索,找到相关网页约2180000篇(用时0.045秒);以“研究评价”为关键词,找到相关网页约2820000篇(用时0.065秒);以“社会科学评价”关键词搜索,找到相关网页约1620000篇(用时0.052秒)。“这样的瞬间,这样的信息量,足以折射出整个社会、整个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程度”[3]。为了印证沈教授的上述结论,2010年4月29日23时45分,笔者也按照沈教授提出的上述关键词,通过百度加以检索,得出如下结果:“学术评价”,找到相关网页约4580000篇(用时0.092秒);“科研评价”,找到相关网页约4370000篇(用时0.111秒);“研究评价”,找到相关网页约6420000篇(用时0.065秒);“社会科学评价”,找到相关网页约33200000篇(用时0.122秒)。这说明,关于学术评价的问题的关注热度,有增无减,不能不格外重视、严肃对待。 
   
  二、SCI作为学术评价的异化 
   
  SCI,即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简称,本是对于自然科学期刊品质的某种评定的参考数据库。近十几年来,中国科研机构和高校都以SCI作为评价标准,结果造成“SCI论文数量成倍增加,但多而不精”。按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李国杰研究员关于论文数量高速增长的隐患的分析,“我国SCI论文被引用的数量在2000年达到高峰,最近几年越来越少,不是比例下降,而是真正被引用次数逐渐下降”。如SCI论文数量在全世界排名第9,但每篇论文被引用次数排第120位。“这说明我国单篇论文的质量明显不如国外,应该值得高度警惕……有些人戏称SCI为‘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式观念’),这是一种笑话或者是在发牢骚。实际上,SCI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我们滥用”[4]。 
  这种以SCI文章为导向的本末倒置的评价机制,目前已经造成中国“论文大国”这一虚骄景象下的“论文泡沫化”景观:SCI文章猛增,使论文产出“大跃进”波及整个科研领域: 
   
  在包括不少医学院校在内的国内众多科研院所看来,SCI的作用更像是一个天使——由于对教授以及研究生发表SCI文章提出了硬性要求,很多高校已经尝到了SCI文章数短期内大幅度攀升、学校学术地位也由此扶摇直上的甜头。 
  甜头还远远不止于此,除了能够把其实很难比对的各校学术水平简单量化后供人们热衷的高校排名之用以外,SCI还渗透到了基金评审、项目申报、科研人员评价、职称晋升以及发表论文奖励等高校科研领域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差不多变成了横扫一切的标准。只要有SCI文章,就好像掌握了“芝麻开门”的咒语,在拿基金、要项目、当教授、升博导等方面就几乎可以“赢者通吃”。高校则同样可以凭借SCI文章数量争取更多的经费和支持。因此,每年一度由某专门机构公布SCI排名的现场,变得更像是由各科研院所参与的科研政绩的“角斗场”;而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数字则显示,20余年间中国SCI论文数增长了2000%,有媒体评价,这是“一场波及整个科研领域的论文‘大跃进’”[5]。 
   
  SCI在引发科研论文“大跃进”的同时,还造成全国性的SCI“偏执”症。直到2009年披露的“《晶体学报》论文事件”,终于“如一面镜子,让‘论文大国’真相大白”:井冈山大学讲师钟华、刘涛在收入SCI的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E卷发表的至少70篇论文被证明伪造,黑龙江大学教授高山最近五年在该刊发表279篇论文。被认为是为中国高校师生“量身定做”的这家刊物,自2005年到2008年9月,共发文近1.5万篇,其中中国籍作者竟占半数。“在很多高校,教师评职称、申请课题,博士生毕业拿学位,甚至申请奖学金,都有相应SCI论文要求。钟华获得副教授资格,高山获得教授职称,SCI显然功不可没。就激励而言,在很多高校,发表SCI论文奖金不菲。武汉某学院一教授,一年发表SCI论文65篇,获奖65万元。如此‘奖惩分明’的考核和激励机制,意味着高校对SCI论文的疯狂需求,必然催生师生SCI论文的泡沫供给”。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晶体学报》论文事件“让郝副部长的话大打折扣——科技论文数量世界第五倒是真的,包括造假的和滥竽充数的,至于科研能力则可能是空了吹”[6]。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教授批评说:国家自然科学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一等奖在大多数年份里都是空缺的这一事实以及新中国成立至今未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都是极为不正常的。更应值得反思的是,“我国不仅在诺贝尔奖牌上是零,几乎在所有的世界各科大奖上也是空白的”,如沃尔夫奖 (Wolfd prizeaz,按照诺贝尔奖模式设立的,分农业、数学、物理、化学和医学)、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和阿贝尔奖(Abel prize)、化学最高奖戴奖(Davy medal)、计算机最高奖图灵奖(Turing award)、地质学最高奖沃拉斯顿奖(Wollaston medal)、建筑学最高奖普里茨克奖(the Prizk-ter prize)、音乐最高奖保拉奖(Pola medal),等等。“这就说明,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落后不是某一个学科,而是全面的;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人才素质、科研制度和学术政策等方面深刻的原因”[7]。 
  据报道,清华大学的物理学排名已经闯进世界前十位,这与该校该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发表论文的数量密切相关。问题在于,这些论文的引用次数并不高。据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介绍,该校2003年被SCI检索的论文达2100多篇,但每篇论文的引用因子仅在1到2之间(《物理学通讯》等一流国际学术期刊的引用因子大概是6到7,高的甚至可以达到20)。顾校长解释说:“世界一流大学被检索的论文在3000篇以上,等清华每年发表论文达到3000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强调论文数量了。”[8] 
  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结果,是学术影响力的极度式微。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间在国际科学引文检索排名中,各学科被引证最多的前20篇论文中,没有1篇是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前100篇中,只有2篇;前1000篇中,只有14篇。正因为如此,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王志珍呼吁: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现在应该是强调科研成果质量的时候了:“最近几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认识和做法,譬如单纯追求SCI论文数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发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义但非常艰难的科学问题,表现为浮躁、急功近利。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忧虑,因为这样发展下去只会导致科学研究低水平重复,导致我国最终不能进入世界科学强国。因此,现在是从对量的重视转而对质的提高提出明确要求的时候了!”在邹院士等看来,我国的科学论文虽然在数量上迅速增长,但总体说来要在质量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任重道远,而反映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主要是看科学研究的质量。此外,还应清醒地看到,任何衡量标准都不是绝对的,国际顶尖刊物有时也会发表有严重错误的论文,而普通刊物有时也会发表高质量的论文,一篇被引用数极高的论文有时也不一定学术意义很高。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刹住浮躁之风,彻底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9]。 
  事实上,即便是被誉为“SCI之父”的尤金 ·加菲尔德博士,2009年9月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也曾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单纯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科研人员是不合适的,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学水平更是不合适的。王晓莉等专家对SCI作为科研成果评价标准的局限性研究,进一步从学理上证明了这一点。“片面强调SCI标准,既反映了我们对科研成果的客观评审缺乏有效的手段,也显示我国的科研评价体系还不够健全,人们渴望公正、客观的评价标准,同时也不排除一些人对SCI索引体系的误解或曲解”。其中,引用行为动机的复杂性,尤其是伪引现象的普遍性,使SCI的引用率统计数字不可能绝对可靠;漏引现象的存在,也影响引文统计的准确性;引用率在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不可比性;因文献收录不全而导致较大的漏检率,限制了SCI评价的全面性和公允性;SCI来源期刊地域分布不平衡及语言障碍等因素,使SCI不适于作为我国通用的评价标准,“以SCI为参照,鼓励部分科技人员向世界最高水平冲刺,和用SCI为标准评价所有科技工作者的日常科研成果,是两件相互联系又不尽相同的工作,混淆二者的区别,就可能导致将SCI标准的滥用,非但不能充分调动多数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反而可能导致群体科研信心的散失”; SCI对多作者合作论文的荣誉归属方式,不利于实施科研合作;使用“SCI标准”,不适合于评价应用研究成果;“过分强调SCI标准不能不令人担心,我们是否正在走入科研评价的误区。片面强调SCI导致的不利影响还有很多,例如,一些人为了查全论文的收录和引用情况,花很大代价去进行国际联机检索,不仅耗费了大量经费、更浪费了宝贵的科研时间;更有甚者,由此造成的在科学研究中的急功近利思想,以及重视理论轻视实践、重视理科轻视工科的风气,更将是后患无穷”[10]。 
   
  三、从SSCI到CSSCI的另类异化 
   
  SSCI是由编制SCI的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编制的“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缩写。与高校片面强化SCI作为主要评价标准一样,SSCI也有成为高校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标准乃至最高标准的可能。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党生翠在《美国标准能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评价标准吗?——以SSCI为例》[11]一文中,对SSCI这个被捧得过高的评价标准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深入分析。作为西方学术评价的重要参照之一,SSCI“归根到底,它只是美国商业机构建立的以英语为主的期刊论文数据库,目的在于为学术研究人员提供服务。然而,在我国学界,尤其是学术行政管理者,不顾该体系的初衷及局限,把它视作评价我国人文社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甚至最高标准,过分抬高了它的地位,夸大了它的影响,正在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消极后果……这种趋势一旦蔓延开来,会给该领域的研究和管理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党生翠指出,无论是从SSCI的起源、现状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来看,SSCI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有其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从其起源来讲,SSCI本非作为人文社科评价的普世标准而设计,“设立者从未想过将之推崇到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标准的顶极地位”。从现状来看,它是地域的而非国际的、片面而非全面的、主观而非客观的,故SSCI不能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评价标准。以SSCI的倾向性而非客观性为例,党生翠分析说: 
   
  作为权威的学术标准,应有客观性而非倾向性,但SSCI恰恰是相反的。尽管美国在许多学科研究上明显落后于其他国家,但仍把其期刊列入SSCI。而另一种情况是,美国人不重视的学科(比如作为中国立国之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使非常重要,也被排斥在外……大部分大国,无论其文化传统多么深厚、学术研究多么先进,都未给与相应的重视。如中国……确有不少学科(如古典文史哲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却只有台湾省一份杂志名列其中,诺大的中国大陆竟无一份刊物入选,且还落于菲律宾和土耳其之后。俄罗斯也只有三种期刊入选……这些刊物的不合理分布显然难以如实反映世界主要国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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