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谍战剧的家庭伦理重心

代写论文库:教育论文时间:2018-05-14 14:27点击:

  【摘要】谍战题材是我国主旋律文艺创作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从建国初期至今,谍战剧历经六十几年,其题材承载的意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以2015年的热点电视剧《伪装者》为例试图探讨,作为大众传媒时代的通俗媒介——谍战剧的转变与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并且映射了新时代对于革命的新想象。

  【关键词】谍战剧;显像;变化

  如今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大多以利润为第一驱动,导致如今的谍战片在革命中的风花雪月大做文章,《伪装者》里的明台/于曼丽,明台/程锦云、明楼/汪曼春,甚至是被年轻人热衷的明楼/明诚这几对情感组合,都满足了观众窥探革命爱情的意愿。但这爱情已经远远不同于之前的“组织/革命/信仰”让同志们志同道合地结合的生硬模式。相反,爱情,一定程度上成为剧中主人公面对信仰选择时的情感助推器。《伪装者》里,明台最初因为对于曼丽的怜惜而留在军统,而后则经由程锦云的爱情接近共产主义信仰,与此类似的,《潜伏》里,余则成因为遇到左蓝,然后了解共产主义,又因翠平打枪时“像个战士”而爱上了她。同志与爱人、信仰与爱情相辅相成,并最终合二为一。

  爱人与同志的统一,无疑让个人的一生更为完整真实而高大,从这个程度上看,爱情催化了“信仰”。编剧在这些情感剧情上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故事的饱满与真实,但是当爱情被裹挟进谍战的隐藏与对抗中,敌我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被模糊了,导致观众只能凭借人性而非政治立场来选择情感趋向。但这也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心理想象,所有人都是普通人,有好有坏,是是不规避缺点的圆形人物。这与过去的己方间谍逢场作戏的泾渭分明截然不同。时间和情感的投入让角色立场暧昧不明。因此,甘于奉献的中间人物于曼丽成为了观众心中喜爱的悲情角色,而共产主义的最初引路人程锦云却因为她的爱情的不够纯粹美好而被观众拒绝。

  同时,对友情的叙事也消弭了硝烟四起的“斗争”。英雄与反派不再局限于光明磊落与蝇营狗苟的对立。英雄不仅变得“人性化”,而且“柔性化”;反派人物可恨可怜,但也不乏悲壮。明楼在军统外号“毒蛇”,在三方势力里,他都是个狠辣果决的人,但编剧却花费了大量篇幅勾勒明楼在家庭里的角色,以突显他柔和人情的另一面,他是整个家庭最大的保护伞,他尊重大姐,保护弟弟,不负明家祖先。于内于外,他都隐忍伪装。他孤寂行走于世,无人懂他,可能最懂他的反而是他的对手——军统一方的王天风,另一个处心积虑将明台卷入死间计划,最后自己也身殉于此的独行者。这似乎表明了英雄形象是与敌人形象一起捆绑改造的,二者与其说是“敌对关系”,毋宁说是“镜像关系”,但是这种暧昧不清的敌我关系主要限定在谍战片里国共两党的对立,这种英雄惺惺相惜的关系迎合了历史“大和解”的需要。但明楼与日方、与伪政府的对抗是天然而坚定的,这也彰显了当下民众的民族情结。

  《伪装者》虽然有谍战剧偶像化之嫌,但它全篇叙事的立足点恰好展现出了与“十七年”反特剧的革命话语的不同。《伪装者》的主角身兼多重身份,他周旋于共党、中统、军统和日方四个势力之间。作为多重间谍,他游走于灰色地带,必然不同于之前谍战剧里背景清白、立场坚定的孤胆英雄。以前的反特片中,我们看到跳探戈抽雪茄的就知道他是阶级敌人,但现在,故事的中心是暧昧不明的资本家,他本身的立场就模糊了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当所有角色都是行走于世间的普通人,都在同一个世界里艰难求生时,荧幕上就出现了各色各样无法清晰地分门别类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因为主角的特殊性,《伪装者》并未建构出一个无瑕疵的二元对立世界,相反,它以“家国”二元为核心,建构出“个人——家庭——组织——国家”的结构,通过叙述明家四姐弟小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展现整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而这种人世日常的温情恰好与诡谲莫测的战争之残酷形成鲜明对比,过于高大上的革命逻辑与平淡的日常生活逻辑被细腻的情感叙事给黏合起来。

  电视剧《伪装者》最后结尾,日方最高长官藤田芳政劫持了明家大姐明镜当人质,迫使假死的明台现身。虽然这部谍战剧也跟其他抗日神剧类似,在这性命攸关千钧一发之时,让双方开始一场冗长的袒露内心的对话,但之中有几句台词将这部谍战剧中的情感叙事表达得异常明显。

  明台:“藤田,你的目标是我,把我大姐放了。”

  藤田:“南田洋子、汪曼春、梁仲春、孤狼,你都记得吗?我们动用了76号和特高科全部的力量想要抓住你,但是他们都失败了。你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特工。但是,你的致命弱点就是你还保留着亲情,毕竟,你一走了之,我会毫无办法。”

  明台:“如果连这点我都没了,那我和你们有什么分别!”

  以当下的语境观看,明台对于家人的珍视是他与为达目的不折手段的日方政客的最大区别,以党派、阶级、民族为核心的各类信仰似乎一直在变,但尚还稳定的却是习以为常的日常情感,这也非常能打动当下观众的内心,由小家推及大家,自我的奉献与牺牲从而合理而自如。然而纵观中国电视剧史的谍战剧,从《红岩》、《红色娘子军》、《红灯记》,一直到今天的《暗算》、《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共产党人最无坚不摧的地方反而是对亲情超越和克制。鸠山设宴失败,是坚定的李玉和从不为人情所动,观众对电视剧《悬崖》结尾的质疑,也是因为周乙冒着组织之险先去救自己的老婆。

  这两者的矛盾之处也让人不禁发问,“形式上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否还能笼罩当代谍战剧。”谍战类型片发生变化的前提是当前的基本语境的变化。个人生活追求已经被充分合法化,甚至有点取代革命理想成为新的“崇高”的意思。“革命”不太适合直接讲了,我们没法通过高声朗读毛选,读人民日报来直接汲取内心力量,必须通过中介物,比如爱情、友情和亲情来接近触碰革命理想。情感逻辑和人性标杆的大规模介入解构了之前的类型。

  但是解构并不是目的,只有重新建构才能达到通俗文化领域里的流通效应。当“人世常情”被充分吸收后,一种新模式的谍战诞生了。在“阶级”、“民族”话语模糊暧昧的当下,有一种东西依然维系了“谍战剧”和“反特片”、“地下惊险片”所代表的往日信念和激情的关联。这可能是依赖生死时刻的爱情、友情与亲情,这些关键时刻让众人为之动容的天然力量。这些曾经被剔除的多余情感并不只是为了彰显人性而特意装点上的附加物,它是作为一种有强大包容性的力量,去超越和弥合阶级、政治差异。

  作为“后革命”时代的产物,当代谍战剧天然表现出对包括革命、国族在内的宏大叙事的不信任,以及对含糊的主题和偶然性遭遇的偏爱。五六十年代的反特片,强硬地抹掉了革命文艺中的人之常情,树立起传统革命叙事中的牺牲自我高大的英雄形象。而在当代谍战片中,革命人和反革命都作为日常的普通人重返银屏。贯穿整个七十年代末的“敌人”和“人民”的二元对立于今演化成了“自然人”和“组织人”的对仗。曾经被高高竖起的国共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善恶区分被模糊成背景后,“谍战”更多地成为了人性内部的善恶之争。

  【参考文献】

  [1] 张 勇. 伪装者[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

  [2] 张智华. 电视剧类型[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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